1982年3月26日，东四老大院的院墙边，一位外国记者压低嗓子问：“钱大使，您真的只准备说三句话吗？”

　　那天北京的风还带着初春的凉意，院子里没有话筒、没有椅子，连背景板都省了，只有一张临时摆放的木质讲台。外交部第一次对外新闻发布会，就这样在近乎极简的布景中亮相。台前，翻着写有手迹的卡片，背后是开始泛黄的灰砖墙；台下，几十支长焦镜头伸得老高，摄像胶片“哒哒”作响。

　　时间往前推一个月，中亚塔什干。3月24日，苏共中央勃列日涅夫在那座干燥城市的礼堂里讲话，说苏联“从未威胁”中国，还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给出罕见的积极评价。这番话像一股暖流，但同时又夹杂着“批判性用语”，让人有些不好判断是善意还是试探。

　　彼时的中苏关系，已经在断断续续的对峙中消耗了近二十年。边境陈兵、阿富汗战事、越南问题……层层堆叠的矛盾让两国信任几乎归零。国内刚刚打开国门的中国，需要一个新窗口对外说话；外交部酝酿多年的发言人制度，抓住了这次契机。

　　三天后，也就是3月26日，走上那张木台。他把稿纸摊平，只用了不到一分钟就念完：“我们注意到了3月24日勃列日涅夫主席在塔什干有关中苏关系的讲话。我们坚决拒绝讲话中对中国的攻击。在中苏两国关系和国际事务中，我们重视的是苏联的实际行动。”

　　“三句话”落地，空气像被敲了一记鼓点。场内没有提问环节，记者们顿时七嘴八舌，快门声几乎盖过了春风。对外发布会原本该有的问答、寒暄，全被删得干干净净——一句废话都没有，这正是中方那天想要的清晰信号。

　　很多人后来问，为何偏偏是这三句？第一句“我们注意到了”，等于告诉苏联：你的一举一动，北京都在看，也愿意听。第二句“坚决拒绝”，把几十年间遭遇的指责、边境紧张、经济封锁一次性回击。措辞虽冷静，却寸步不让。第三句“重视实际行动”，更像一记“请试卷”，用他自己的话说，“纸面承诺不值钱，拿出行动才算数。”

　　消息传往外界不到二十四小时，《金融时报》《》《真理报》先后在头版做了摘要。“亚洲的两位重量级选手释放接触信号”“莫斯科抛橄榄枝，北京语带坚决”——标题五花八门，但一致承认一点：中苏关系出现了松动窗口。对于一直盯紧欧亚大陆力量对比的美国、欧洲、日本来说，这条新闻简直像在地图上撑开新的折线。

　　更有意思的是，国内很多干部也是那天第一次见识“发布会”这个新名词。外交部内部流传一段小插曲：会后，有年轻翻译凑到耳边说，“钱大使，您把全场记者憋在那儿一句问题都没让问，他们回去会不会抱怨？”笑答，“让他们抱怨内容太少，总比抱怨我们态度不清强。”寥寥数语，道出当时对外传播策略的谨慎。

　　如果把冷战比作棋局，那三句话扳动了一枚关键棋子。勃列日涅夫已觉察苏联经济因阿富汗泥潭与军备竞赛而吃紧，再和北京持续僵持无异于自断后路；而中国则在改革起步阶段亟须稳定周边。一来一去，两股需求正好在1982年春天交汇。

　　值得一提的是，的公开发声不仅回答了苏联，也被华盛顿留了意。里根政府内阁成员很快在内部文件中写下“注意北京对莫斯科的措辞变化”，分析中国是否在寻求新的平衡。事实证明，中国的表述既没完全关上对苏大门，也给自己保留了与美合作的空间，堪称高段位的“留白艺术”。

　　发布会结束不到一年，外交部正式把新闻发言人制度写进内部工作规范，隔周固定会面，任何重大国际议题都会在这里亮相。简易木台换成灯光话筒，但“话少而准”的风格保留了下来。熟悉那段往事的老同事常说，“第一代发言人像在给后来人立尺子，怕的是空话长篇，不怕的是冷场。”

　　回到“三句话”本身，它的分量不只停留在言辞。苏联随后撤回在中蒙边境部分集结部队，MIR（国际文传电讯社）报道援引克里姆林宫人士的话，“缓和面向东方的军事态势有助节省开支”。简单来说，莫斯科确实开始做“实际行动”的加减法。至于后续如何走向终点，那已经是国际政治更大的洪流。

　　在国内，这场简短的对外亮相给刚刚起步的对外传播注入一针强心剂。交换生、外企代表、友城访问团开始频繁进出北京，各种语言的提问也随之而来。每一次发布会，都像给新中国外交添砖加瓦：用清晰、用定力，也用足够的真诚。

　　四十多年过去，回忆这场“极简发布会”，很多历史研究者依旧会把它当作中国外交转向沟通、透明的重要起点。没有华丽舞台，却让世界听见分量；没有长卷策论，却让对手看见底线。那三句话，与其说改写了中苏关系，不如说开启了中国用自己声音定义自身形象的新模式。

　　今天再看那张发黄照片：灰砖墙、木台子、黑呢大衣的发言人、一群探头探脑的记者。场面并不宏大，却挺耐咂摸——当年看似轻描淡写的一分多钟，把中国与世界新的对话通道彻底打通。